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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到五一期間各地旅游如何火爆的視頻，王坤偶爾會懷念那些舉著導游旗，天南海北到處跑的日子。

2017年，王坤從一名旅社的設計師轉崗成為全陪導游，他的朋友圈從此忙碌了起來，從常州到湖州到泰國再到越南，定位平均一個月至少要更新三次。

而如今，王坤在一家化工廠內工作，白、晚班循環(huán)往復，生活既不精彩，收入也不豐厚。

然而，談及是否會重新回歸旅游業(yè)，他沉默了一會兒，接著表示，“我身上有還款的壓力，還是希望能夠有一份穩(wěn)定的收入?！?/p>

“冰劈作用”是一種常見的地質現(xiàn)象，是由于地表水進入土巖層縫隙凍成脈冰，體積增大，向縫壁施加壓力，導致巖層破碎或擴大裂隙。

用通俗的話來說，就是凍裂了。

旅游業(yè)也處在相同的境況中，三年疫情后突然炙手可熱，寒意褪去的同時，裂縫也隨之顯露出來，其中最深的一條，就是導游。

轉行，疫情下的大逃殺

“旅行社暫時關門了，我現(xiàn)在在一家電子廠打工，先養(yǎng)家糊口再說。”李琦看著微信上的回復，危機感油然而生。

2020年，當時李琦還在一家大型旅游在線平臺擔任廣西線路的小組長。由于傳統(tǒng)線路游客量驟減，他不得不去尋找一些增量。

這條信息來自于廣西一家旅行社的負責人老彭。老彭的公司原本是一家小而美的旅行社，之前總會推出一些新的玩法。李琦找到他，試圖開發(fā)一些私家團產品，沒想到，對方先倒在了疫情面前。

李琦同樣沒熬過2020年。隨著冬天的來臨，病毒愈發(fā)活躍，在全國各地開始多點式爆發(fā)。

疫情的爆發(fā)直接導致了人們出游欲望的下降，7月后稍稍回調的旅游市場再次“制冷”，一起又一起的退單申請被遞送到李琦面前，他的收入也和單量一起降到了生存線以下。

收入大幅下降，高額房租沒變，心力交瘁之中，李琦選擇了轉行。

同年，王坤也結束了遙遙無期的等待，在接連幾個月只能接到一兩個團的情況下，他難以維持生存，于是向老板提了辭職。

由于王坤設計師的背景，老板沒有立刻同意他的申請，而是邀請他去自己旗下的裝修業(yè)務板塊工作。

或許在老板眼里，這是對王坤拋出了一根救命稻草。然而，彼時的王坤已經被老板過于果斷的“業(yè)務重心轉移”寒了心，加上本身就對裝修業(yè)務缺乏興趣，他拒絕了老板的邀約。導火索被點燃，雙方因此爆發(fā)了一場爭吵。

從旅游行業(yè)出來后，王坤嘗試著做過不銹鋼銷售員。再次邁入一個全新的行業(yè)，王坤這次沒了轉行導游時的快活，日漸稀少的存款和激烈的競爭使他“恨不得將手機綁在腦袋上”。

從早到晚的高強度接聽，最終導致了王坤的耳道發(fā)炎，也為他短暫的銷售生涯畫上了句號。

疫情下，導游的生存狀態(tài)呈現(xiàn)出一幅“大逃殺”的景象，誰先轉行抵達安全區(qū)，誰就有更高的概率搶到更好的工作和職務。

而每一秒對行業(yè)的留戀，都需要充足的“補給”作為支撐，一旦高估了自己，就有可能倒在寒冬里。

根據文化和旅游部《全國旅行社統(tǒng)計調查報告》顯示，2019年，全國導游人數(shù)約12.17萬人，2021年僅剩下9.4萬人，同比人數(shù)減少22.5%。

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 這場“大逃離”游戲——大量的從業(yè)人員離開自己的崗位，并非從2019年開始——由緩慢的凝聚成具體的疼痛，或許疫情只是催化劑甚至借口。

導游的名副其實和名不符實

4月初，已90歲高齡的濟公扮演者游本昌老師參加了《劇耀東方2023電視劇品質盛典》，獲得了“品質巨匠榮譽稱號”，并在獲獎感言中分享了幾十年來的職業(yè)信條——“以文藝化導人心”。

我們在挑選電視、電影時，會關注知名導演、國寶演員。但在報團旅游時，似乎很少有人詢問，導游是什么級別？甚至有不少人都不知道，導游其實分了初中高三個級別。

不光游客不知道，其實導游自己也不在意。

“對我們來說，只有領隊（能帶出境團）和導游之間的區(qū)別，至于你是初級導游還是中高級導游，沒什么區(qū)別”，王坤對此感到理所當然。

不止是王坤，考證無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導游群體的最大公約數(shù)，有報道指出，在國內的持證導游中，初級導游占總數(shù)的96.2%；中級導游占比不足3.4%，高級導游不足0.4%。

帶團的大多數(shù)時間里，王坤無暇顧及景區(qū)的人文景觀、歷史底蘊，他必須時時刻刻繃緊神經，做好準備應付意外情況。

通常來說，寺廟是最省事的景點之一，游線單一，玩法成熟，沖突概率低。

然而凡事都有萬一。在一次任務中，王坤團里的一位大哥為了討個好運，在卯足勁向佛陀拋硬幣時，纏在手腕上的珠串順帶著一同飛了出去。

硬幣叮當落地，珠串卻正正中中落在了佛陀的懷里。大哥一下就著急了，連忙找到王坤，要求他幫忙把珠串拿回來。

一開始，王坤試圖說服大哥，既然都拜佛了，不如算了，說不定是個機緣。但大哥沒有接受這個說法，悄悄地和王坤強調了珠串的價格，算是展現(xiàn)了自己要把它拿回來的決心。

沒有辦法，最終王坤聯(lián)系寺廟的工作人員，搭梯子將珠串取出歸還。

絕大多數(shù)時候，游客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位博聞強識的導游，而是滿足游客需求，必要時能替游客丟臉的服務員。

而這一點，往往并不需要導游有多高級的技巧。

日前，抖音紅人導游小黑因為教游客“蹭”低價游機票，出境后與旅行社簽訂脫團協(xié)議，繼而開展自由行，而遭到同行的口誅筆伐。

在互聯(lián)網的討論中，看客往往以“動了導游的蛋糕”來評價這一事件。

但事實并非如此，根據旅游相關法律法規(guī)，若是游客滯留境外，領隊導游首先有義務向組團社及領事館報告，否則將面臨導游證被扣，旅社相關業(yè)務暫停的風險。

王坤在越南和泰國時，每分每秒都在被這種焦慮包圍，清點人數(shù)已經成為了一項本能，此外還得分神留意身邊的各種路人，生怕團員被偷。

然而，客人丟護照、簽證，似乎是每一位出境導游必須要面對的一課。只不過，王坤的這一課，上得尤為棘手。

當游客找到王坤表示自己的簽證不見了的時候，距離越南回中國的飛機起飛還有2個小時。

“腦袋一下就大了”，王坤說，“其實沒有多余的空間去憤怒或者別的什么，腦子里就只有‘怎么辦’三個字一直在繞?！?/p>

雖然最后妥善解決了問題，但這件事情對王坤造成的沖擊久久不能散去。

沖擊并不在于事發(fā)突然，而在于“關鍵人物”氣定神閑的語氣，那一刻他意識到，對于一位“老”導游來說，并不“老”在積累了多少篇講解詞，而在疏通了多少人脈，面對突發(fā)情況有解決方法。

這種想法未必對，但對許多導游來說，確實是如此。

這種思維模式實際上導致了與導游證等級考試所規(guī)劃的完全不同的職業(yè)成長模式，前者以積累信息差與應急方案為核心，而后者則更注重于提升導游個人素養(yǎng)以及對法律法規(guī)的了解程度。

前者更加傾向于找到“能人”，特種兵式地解決問題，而后者則更傾向于制定出更加穩(wěn)定的旅途流程，偵察兵般地提前規(guī)避問題。

在實際情況中，雙方雖并不如文字描述那般涇渭分明，但截然不同的發(fā)展路徑，已經呈現(xiàn)在了新人導游的學習過程中。

新人導游小青今年剛從旅游管理專業(yè)畢業(yè)，由于她從大二就開始兼職帶團，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，在導游荒的當下，從畢業(yè)后到現(xiàn)在，已經被旅社排了四五十個團。

回憶學生生涯，在兩位導師的課上，小青清晰地感受到了兩者之間的區(qū)別。

旅社出身的導師A，相對更加強調實戰(zhàn)，鼓勵學生盡量參與到行業(yè)一線，同時也會提供一些實習、帶團的機會。

而身為地區(qū)旅游協(xié)會副會長的導師B，則更加強調理論知識，要求學生恪守導游的職業(yè)要求，豐富學識，鼓勵學生參加導游大賽提升自己的講解功底。

這兩種模式之間并沒有優(yōu)劣之分，各自有各自更適配的旅游市場，但隨著國內機酒單價逐漸透明、民生事務處理效率提升，以積累信息差為核心的導游的優(yōu)勢將逐漸減弱。

同時，隨著自媒體時代到來，硬幣的反面，憑借信息差非法牟利的“害群之馬”，給導游群體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將越來越大。

這些負面影響正在消磨新人導游的信心。

作為黃山人，小青對旅游業(yè)頗有感情，是班里為數(shù)不多打定主意要深耕旅游業(yè)的人之一。然而，即便是她，耳邊也不乏勸其轉行的聲音，有的甚至來自行業(yè)前輩。

2016年，攜程曾發(fā)布過一份《導游領隊群體幸福度調查報告》，調查顯示，導游領隊是離家在外工作時間最長、緊張度最大的職業(yè)之一，但僅有47%的導游感到自己的工作受到尊重和認可。面對工作壓力和委屈情緒，56%的人表示自己已經習慣了。

在《信息烏托邦——眾人如何生產知識》中，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桑斯坦提出了“信息繭房”，用來描述人們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，只關注符合自己印象的信息，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“繭房”中的現(xiàn)象。

而對于導游群體來說，突破大眾的刻板印象，丟掉“污名”，在信息繭房中鑿出一個傳聲孔，既是自我增值，更是生存所必需。

“選”一個好導游，而非“賭”一個

未來，導游這個職業(yè)究竟會不會成為時代的眼淚？

從互聯(lián)網呈現(xiàn)出的Z世代畫像來看，“特種兵們”有極強的線路規(guī)劃能力，在各城市間交通線路持續(xù)完善，治安環(huán)境大幅提升的背景下，導游對他們來說顯得有些多余。

多次擔任導游大賽評委的金牌導游張文龍卻不這么看。

他認為，即便是看起來走馬觀花、勞心費力的特種兵旅游，總體上依舊呈現(xiàn)出往具有人文、歷史底蘊的城市流入的趨勢，尤其是先鋒書店成為熱門打卡目的地這一現(xiàn)象，說明了年輕人對旅游的理解依舊是向文化靠攏的。

“特種兵這種旅游形式會隨著這部分群體的收入水平提高而改變，但他們希望通過旅游收獲的知識上的提升，心靈上的享受不會?！?/strong>

所以，對于“導游這個職業(yè)會不會消失”的擔憂，張文龍表示大可不必，但同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另一個想法——

大眾不再會為一個講解普通，服務一般的導游買單了。

張文龍表示，現(xiàn)在游客已經逐漸意識到了一名優(yōu)質導游能給旅行質量帶來提升，不少客戶在咨詢的時候就會留意導游的水平。

更可喜的裂變體現(xiàn)在導游個人IP出現(xiàn)這一現(xiàn)象上。

導游小黑、南京張真好等一批短視頻網紅的出現(xiàn)，向游客展示了一名高素質導游扎實的文化功底和口才，有助于消費者對導游的專業(yè)技能提出更準確的要求。

而一些短視頻平臺的團購等線上銷售渠道，則為優(yōu)質導游提供了更直接觸達游客的方式，改變了導游必須依附于旅社的商業(yè)生態(tài)。

消費者真正有機會“選”一個好導游，而非“賭”一個好導游。

但真正想要實現(xiàn)整個行業(yè)的轉變，除了消費意識的轉變外，關鍵依舊在社會層面的引導與支持。

比如，在浙江麗水，只要考出了高級導游證，就能獲得縣市兩級政府的各5000元獎勵。

從上個世紀70年代接待外國商務團體開始，導游這個職業(yè)已經走過了將近50年的風風雨雨，旅游業(yè)也成為了國家經濟發(fā)展中的戰(zhàn)略性支柱產業(yè)。

其中有導游被看作是“有見識、有文化、有知識”的象征的時期，也有導游被看作是“奸商”的象征的時期。

極化的評價背后，是旅游這一休閑形式被人們普遍認為是美好生活的體現(xiàn)的內核。

大眾永遠會追求美好生活，但是否需要導游參與，決定權其實在導游自己手上。（本文首發(fā)鈦媒體APP）

（應受訪者要求，文內受訪者皆用化名）